彭洋的号怎么挂 https://m.39.net/news/a_9381894.html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找一个与自己灵魂相惜的人，一个望得穿自己内心世界的人。这样，便不会担心，在汹涌人潮中，彼此走散......
也有人说最好的爱情是精神上的门当户对，无关财富、身份与地位，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和人生理想，即使不能够理解对方行为，也一定要去尊重，一房两人三餐四季，不用多有钱，每天可以被幸福包围......
而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浪漫爱情，不是狭隘的小情小爱，而是融入到了对人民、对国家的无私大爱中。
正如邓颖超所言，他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是根据他们的革命事业和共同理想相爱的，“而且，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曾经有一个富翁的姑娘追求过他。
这个姑娘长得也很漂亮，而且这个姑娘的父亲和兄长也很欣赏周恩来，他们把意思透漏给了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对方既富有又有权势，周恩来担心将来受制于人，所以没有答应。
为了追求革命理想和埋头学习，避免来自婚姻方面的干扰，周恩来对外宣称自己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三年级时，他参加了学校举行全校作文比赛，余人参赛，试卷姓名密封，严范孙亲自参加评定，最终评选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
严范孙慧眼识英才，他说：“周恩来有宰相之才。”他还亲自为周恩来所在班级书写:“含咀英华”奖旗。
作为南开大学的校董，严范孙非常看重和欣赏周恩来的品质和才华，他觉得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有志青年，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周恩来，周恩来婉言谢绝了。
严范孙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年又创办了南开大学，被称为“南开校父”。他还与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慧并称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
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领导人，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周恩来出狱后，严范孙与张伯苓商量，设立了“严范孙奖学金”。
他专门拿出美元，资助周恩来出国留学，他还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去英国留学。
为了资助周恩来，严范孙在自家账户上专门为周恩来立了户头。除第一年周恩来是带着支票出国，之后，每半年一次，他准时让人给周恩来打钱。
即使周恩来在欧洲参加了共产党后，有人劝严范孙不要再给周恩来资助了，严范孙仍然继续寄钱给周恩来，给了周恩来极大帮助。对此，周恩来一直心存感激，念念不忘。
年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老师张伯苓，张伯苓带去了严范孙的照片。
周恩来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年五四运动。邓颖超敬佩周恩来的才华与品德，周恩来赞扬邓颖超勇敢果断、敢想敢干。
邓颖超是天津女子爱国学会的负责人，当时才15岁。两人当时都是有志青年，当时二人只是同志间的纯洁友谊，交往还没有触及到爱情。
年6月8日，周恩来在狱中给邓颖超的好朋友李愚如写了一首诗，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写好了，当时李愚如要去法国勤工俭学。
在诗里，周恩来写道：“马赛海外，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行行珍重！你竟去了。你能去了。三个月没见你，进步的这般快了。”
李愚如给周恩来回信，她写到：“你应该出国，在这得到欢乐，坐在大树下面等待将会一事无成。”
周恩来没有等待，年11月7日，他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从上海出发，去了马赛，然后乘火车去了巴黎。
在巴黎，他和蔡和森等人曾登上圣母岛顶峰，他还用法语高喊“太好了，太美了。”为此，他还写信给邓颖超，告诉这次郊游。
蔡和森认真地提醒他：“恩来，景色固然很美。”意思是我们不应该陶醉此美景，革命者应该看到底层人民的痛苦。
蔡和森的话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周恩来后来说：“为了邓颖超，我到法国后，从没有交往过异性朋友。而且，以后也不打算那样做。相反，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同蔡和森同志的友谊。”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6月，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人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年2月，周恩来当选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
周恩来刚到欧洲，曾一度与张若名走得比较近。张若名聪慧美丽、才思敏捷、文笔犀利，作为天津的代表，她曾两次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会”签字请愿活动。
在《觉悟》创刊号上，她以代号“衫六”署名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年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登上轮船离沪赴法。
她不仅是天津爱国学生领袖，还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国民党旅欧支部第一届评议委员，她还是最早在国内外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女性。
前排中间第为周恩来
但是因为其他原因，她脱离了共产党的组织。这件事情使周恩来对爱情伴侣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革命一定会有流血牺牲，自己要找伴侣，一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意志坚强、能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
谈到周恩来与张若名的交往，周恩来曾经对侄女周秉德谈起过，他说“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
邓颖超则补充到：“五四运动那会儿，我才15岁，根本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的事。你伯伯比我大6岁，他立志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而且抱定独身主义。后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周恩来说:“开始我们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为参加政治社会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几次跟踪和盘问。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她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专心读书，以期学成后回国效力。
然而，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
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周恩来非常坦荡，他还对侄女周秉德说:“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之后张若名成为中国最早留学法国的文学博士。年，周恩来从上海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时正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开完六大回国，周恩来不得不绕道欧洲，在法国巴黎，还看望了张若名。
他告诉张若名：“我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了，我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
张若名表示：“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年5月31日，张若名与在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杨堃结婚。年，夫妻二人带着博士光环回国担任大学教授。
年春，张、杨二人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举家南迁，张若名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访问途径昆明，看望了张若名夫妇。
周总理与张若名、杨堃一起共进了午餐，周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想不想回北京工作?”
张若名非常感动。周总理身居高位，仍然没有忘掉曾经的老朋友、老战友，他是一个品格非常高尚的人。
在欧洲勤工俭学时时，有一位老校友拜访周恩来，问他是不是有“新发现”？
周恩来说：“你是指姑娘吗？不，没有。”老校友说：“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这儿的影响，难道会没有？”
周恩来说：“我不想涉足于此。最好还是独身一人，这样更方便。”老校友说：“邓颖超怎么样？你还是每隔一周给她写一次信吗？”
周恩来说：“你怎么知道的？”老校友说：“她告诉我的。你知道，我也偶尔收到她的信。”
周恩来与邓颖超通过鸿雁传书，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确立了共同的革命的理想。
特别是有一次，周恩来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给邓颖超，并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誓言后，邓颖超也和周恩来一样下定了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
邓颖超与周恩来确定关系之前，曾经征求过母亲杨振德的意见。杨振德见过周恩来，非常赏识周恩来的的人品、才学。
她认为：“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是个感情很专一的人。”但是对于女儿的婚姻大事，还是希望周恩来回国后再确定关系。
之后，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希望确立二人之间的关系，邓颖超觉得与周恩来志趣相同，心心相印，没必要在拖下去。
她没有按照母亲的意见等待，非常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我们相爱吧！至此，周恩来、邓颖超成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
邓颖超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写到：“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3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的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
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勤工俭学回国；9月，到达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和广东区委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之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邓颖超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广州工作，由于南下途中在上海耽搁了一些日子，8月上旬才到广州。邓颖超来到广州后，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鼓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邓颖超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毛泽东等八位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可以说，邓颖超是资历非常老的党员。
邓颖超到广州，按常理说，作为恋人周恩来应该去接的。
但是当时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工作非常繁忙，于是，他委托秘书陈赓代表自己，拿了一张邓颖超的相片，去码头接人。
机灵的陈赓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寻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人，空手而归，只得回去向周恩来致歉。
当时没有手机等通讯工具，邓颖超当然不知道周恩来要接她，一到码头，她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住处去了。
两人在广州重逢，已经是天津离别四年之后。年8月8日，在炎热的广州，周恩来和邓颖超婚了。周恩来27岁，邓颖超21岁。那时他们正年轻。
在那个婚姻包办的年代，二人自由恋爱结婚，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当着朋友们的面，二人宣布了他们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之后，几十年的婚姻生活，证明他们的婚姻是最忠诚、最持久、最有说服力的婚姻。周恩来亲切地称呼邓颖超为“小超”。
“小超”成为了周恩来的好帮手、好妻子。黄埔军校的师生常常来他们家里做客，他们总能感受到宾至如归。
原本他们不准备举行结婚典礼，也不准备设宴请客，一切从简。
但是周恩来的人缘很好，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非要见一下新娘子，还闹着要周恩来请客。
周恩来推辞不过，恭敬不如从命，就由张申府出面，当天晚上在北京路上的太平西餐馆二楼请大家吃饭，也算是举行了结婚典礼。
共产党这边来了很多朋友，陈延年、恽代英、彭湃、熊雄、蒋先云、陈赓、张婉华、高语罕、李富春、蔡畅等；
国民党这边也来了很多朋友，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等。
张治中请邓颖超介绍他们的恋爱经过，邓颖超说：“怕什么！要我说我就说。我啊，因为个子矮，噔一下就上了凳子，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还特别为我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我当年‘五四’运动在天津是演讲队队长，这点事我怕什么，所以我站在板凳上就讲，把我和恩来怎么相识、怎么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大家听了以后连声鼓掌叫好。”
张治中说：“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结婚宴席，酒自然是少不了的。客人给周恩来敬酒，周恩来全喝了。客人给邓颖超敬酒，邓颖超不会喝，周恩来也代喝了。
周恩来还要给回敬大家酒，结果下来，周恩来没少喝。邓颖超说：“我第一次知道恩来能喝酒，而且第一次看他醉了。”
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原计划参加婚礼的，但是，酷热的天气致使蒋介石上火了，一上火就流鼻血的老毛病犯了，因此错过了周恩来的结婚喜宴。
可能读者会纳闷，蒋介石怎么可能参加周恩来的结婚宴请？这个完全合乎情理，当时的周恩来与老蒋还是一起共事的好兄弟。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关系，则要从黄埔军校建校谈起。年黄埔军校建立，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为了招揽人才，蒋介石让张申府推荐留学的优秀人才到军校任职，当时张申府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学生入学考试面试主考官。张申府便举荐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50人。
周恩来先是任军校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年11月，蒋介石任命周恩来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上任后，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与能力，他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革命军面目为之一新，对保证两次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并由我们党创建的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加以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曾对大革命时期军队工作做出高度评价：“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年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他还指导支持军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血花剧社”，编演新剧，宣传革命，使军校充满了革命的生机和活力，蒋介石称赞周恩来是个“导演人才”。
在黄埔军校，蒋介石非常信任周恩来。他曾对人夸耀说：“黄埔军校里他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演达。”
当时的周恩来也十分尊重蒋介石，在军校管理和两次东征战斗中，全力支持、配合蒋介石开展各项工作。
这一时期，周恩来与蒋介石是同志间的兄弟、同事，这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的婚礼宴席，蒋介石原本计划是祝贺道喜亲临参加的，只是因为流鼻血才没有成行。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决定与他分道扬镳。
蒋介石知道周恩来是个优秀人才，非常欣赏周恩来的才华，在国民党内部，无论元老还是新秀，没有一个人能与周恩来相匹敌。
为了拉拢周恩来，他专门宴请周恩来，还让同乡恽代英作陪。蒋介石说：“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我希望恩来兄能与我一道北伐。”
周恩来婉言谢绝了。周说：“此事只能由中共中央决定，我个人难以抉择。”蒋介石说：“你真顽固呀，我本想请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你……你吞吞吐吐，这样吧，等北伐胜利归来，你再回黄埔来。”
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周恩来领导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
曾经的好兄弟彻底决裂，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下令悬赏8万元缉拿周恩来，却是无果而终。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蜜月十分短暂，结婚没过几周，周恩来就重返前线，参加了年10月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
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革命工作，邓颖超自作主张，背着周恩来将孩子打掉了。
周恩来非常生气，发了火。邓颖超从来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脾气。
周恩来说：“你怎么可以自己作主把孩子打掉，你没有这个权利，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再说你也不能把生孩子跟革命工作相对立，我们生孩子就是为了接革命的班，你为什么私自打掉呢？”
邓颖超被周恩来训得无话可说。好在一年后，她再次怀孕，她下定决心，好吃好喝，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孩子。
年4月份，她又要待产了，医院生产，因为孩子太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
当时还没有剖腹产，医生就用产钳把孩子的头颅夹了出来，结果手术不当，孩子整个头颅被夹坏了，很不幸，孩子夭折了。
周秉德在一次采访中说：“年，那么大的孩子，很健壮的孩子，没有成活。”
周秉德：“邓颖超还在修养的时候，因为躲避“四一二”大屠杀，从广州转移到香港，又从香港坐船辗转到了上海，在这个过程中，邓颖超呕吐不止，非常辛苦。后来周恩来将邓颖超医院治疗，医生检查后说，邓颖超生孩以后也没有休息，子宫根本没有恢复，今后根本不能再生育了，实际就是为了革命他们没有子女。”周恩来和邓颖超为了革命永远失去了做父母的机会。
建国后，著名妇产科大夫林巧稚曾建议她做输卵管疏通手术，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所以，她和周恩来一直没有子嗣。
其实，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在和孩子们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天真得像个孩子。
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我到上海参加领导三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你在广州难产，我们的孩子夭折了。我如果不离开广州，我们的孩子可能活下来了。”
邓颖超则内疚地说：“我不该背着你打掉第一胎。那时我才21岁，年纪轻，看着广州革命形势好，你忙我也忙，就开了点中药打了胎。”
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曾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
周恩来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挺不错！”
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李硕勋的儿子李鹏、蔡和森的孩子蔡博、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等，都是周恩来、邓颖超将他们找到，给予关怀和照顾，使他们长大成人。孩子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周爸爸”“邓妈妈”。
年6月，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八十高龄的邓颖超还专门到他办公室谆谆嘱咐：“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之后李鹏同志当了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这和周总理、邓大姐的悉心教导是分不开的。
年1月，周恩来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总理特别喜欢孩子，他顺手抱起了周瘦鹃最小的女儿全全，给她糖吃还逗她玩。
周瘦鹃见此情景，忽然热泪盈眶，他对周总理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
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现实生活中，很多夫妻因为没有孩子，婚姻没有坚持到最后。而周总理与邓大姐相知极深，相爱也极深。
邓颖超《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写到：“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更多的是别离，就像诗歌中写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邓颖超曾这样坦率地说过：“每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啊！”
结婚刚刚一年多，周恩来就离开邓颖超去了上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时邓颖超还在广州。枪林弹雨，血雨腥风，这就是他们面临的环境。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和战友们一起组织了二十万工人参加的上海第三次总罢工。
邓颖超在“四一五”大屠杀医院，周恩来不在身边。后来几经周折，邓颖超才到上海。
到了上海会面不久，周恩来又要去武汉，俩人短暂相聚。邓颖超因革命也调到武汉工作。
还是短暂的聚首，周恩来又要去九江，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更是生离死别。
长征中，夫妻二人分别编在各自的队伍里，相见很难。
到达黎平时，邓颖超肺病发作大吐血，二人才得以短暂的见面，然后就是分别。直到过草地前，周恩来患了肝脓疡，昏迷不醒，邓颖超才守护在他的身旁，照顾了一段。
在延安，一个女孩子开门见山地向周恩来问道：“周副主席，延安的同志们都说您和小超大姐是模范夫妻，你们是怎样恋爱的？”
周恩来饶有风趣地答道：“我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了指头算，算啊算，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
这个姑娘又追问：“您爱她什么？”周恩来就讲起了他的小超在爱国运动中冲锋在前的故事，也讲了他自己和其他战友被捕后，小超和其他同学一起营救他们的故事。
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国民党重兵进逼延安。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留在陕北主持大局，邓颖超则带领中央机关家属队先行撤离延安转移到晋西北开展土改工作。
又是一次生离死别，周恩来十分担心患有心脏病的妻子，他让李讷给邓颖超捎去一封信，信里说：“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
简单的几个字，使时时刻刻惦念的妻子情绪松弛下来，这就是周恩来，从来都是波澜不惊，从容若定。
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养病，当时正是美景三月，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非常幽默地了信，当时全国刚刚解放，总理心情很放松。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邓颖超默契地回复：“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周恩来第二天赶忙回信：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二人感情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成为世界上最忙的总理。年，在美蒋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之后，周恩来毅然决然出席万隆会议；
年匈牙利事件时，周恩来访问了匈牙利；年加纳发生政变时，周恩来访问了加纳。
每次都是冒着危险前去的。周恩来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而邓颖超则总是周恩来的积极支持者。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今日事、今日毕，因为新中国才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周总理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全国城市人民有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周恩来不知熬了多少个夜。
当时，为了度过难关，中央机关也取消了工作夜餐的规定。
每当总理工作到深夜，邓颖超总是派人送上几块点心、一些糖果，或是一小盆素汤面。而这些开支都是自己开销。
年，周恩来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邓颖超从庭院里摘下一枚正值盛开海棠花，连同一片原来压好的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
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达真挚的思念之情。海棠，这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周恩来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
年，周总理得了癌症，为了工作，总理一直拖到医院。
住院期间，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需要作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
但是，邓颖超自己份内的工作，她一项也没有拉过，而且干得都非常出色。
年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逝世了。邓颖超用最纯洁的白色鲜花，祭献于她心上人的灵前。
她用周恩来生前对她的爱称，献上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战友——小超哀献”。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周恩来便与邓颖超相约，身后连骨灰也不保留。他对邓颖超说：“这一点我做得到，不知你能不能做到。”
邓颖超回答说：“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完成了丈夫生前的遗愿：“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在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没有鲜花、没有钻戒、没有誓言，但牵了手就是一辈子，一不小心就白了头......
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共同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生死不渝，相濡以沫，共同携手走过半个世纪，这才是最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
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辞世。18日，根据生前遗愿，其骨灰搭乘“新海门号”撒入天津海河，在周恩来逝世16年后，邓颖超的全部骨灰与周恩来的四分之一骨灰在流淌着的海河中相遇。
20年后，年7月18日，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80余人再次来到天津海河遥致哀思。
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都喜爱海棠花，大家就把西花厅的海棠落花和落叶收集起来，风干保存。
这次海祭，他们将这份特殊的纪念物掺上鲜花撒进海河，随着水流奔向大海。
碧海落花雨天水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