埠與墟
商業會館與清代粵西南地方社會
徐冠勉吳子祺
萊頓大學區域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提要：
在前近代中國，地方社會如何參與長程貿易？傳統的觀點是：地方社會通過施堅雅所提出的巨區結構參與長距離貿易。也就是說，地方社會並不直接參與長程貿易，而是遵循市場的等級結構將貨物逐級匯集到它們所在的巨區的中心城市，再通過中心城市參與長程貿易。但是，基於在粵西南的調查，筆者發現這種模式未必適用於沿海地區。沿海地區的地方社會，因為海洋貿易的存在，有能力構建自己的長程貿易市場空間，來繞過巨區結構的限制直接參與長距離的海洋貿易。就清代粵西南的廣州灣地區而言，乾隆年間出現的潮州會館就扮演了這樣一種角色。該會館一頭深入粵西南的鄉間墟市、另外一頭連接着整個沿海的貿易網絡，同時又以會館為中心在赤坎埠形成獨特的會館社會。通過這種由商業會館所形塑的既「跨域」又「在地」的社會空間，粵西南沿海地方社會在18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一系列變化。
關鍵詞：
潮州會館、沿海貿易、社會空間、糖、廣州灣
原載：
《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十七卷第一期，年4月，第1-29頁
問題的提出：濱海社會如何參與長程貿易
在前近代中國，地方社會如何參與長程貿易？這一問題在上世紀40年代，曾引起過一位美國學者——施堅雅(WilliamSkinner)——的關注。當時的施堅雅在四川盆地調查鄉村市場網絡，他發現四川鄉間其實有着不同等級的市場，這些市場構成了鄉村世界的人、物、資訊交流的空間。在這之後的幾十年間，施堅雅逐步提出：傳統中國的市場是等級化的，通過這個等級化的市場空間，鄉村的商品逐級往各自流域的中心地集中，其結果就是整個中國形成了九個巨區(macro-regions)。每個巨區內部的商品通常不會直接往其他巨區移動，而是先集中到各自巨區的最高級市場，也就是各自巨區的商業中心城市(metropolises)，然後跨區的貿易主要是發生在這些中心城市之間。
但施堅雅可能有所不知，這套基於四川盆地的模型很難被照搬到中國沿海。在中國的沿海地區，除了長江、珠江這樣的大型河流三角洲外，並不存在一個像四川盆地那樣的由大型流域構成的巨區結構。在珠三角和長三角之外，中國沿海有着諸多由中小型河流形成的流域。這些流域有着各自的貿易中心，這些中心沒有理由一定要匯集成一個盆地模式的巨區。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海運的存在，在中國沿海，長程貿易也不一定就必須要逐級、分段地進行。地方社會有能力通過海洋貿易跨越巨區，直接參與長程貿易。可見，沿海與內陸的情況相差迥異，我們需要跳出巨區模型來思考：沿海的地方社會如何參與長程貿易？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簡要回顧施堅雅的理論淵源。施堅雅的「巨區」模型是基於「中心地理論」(centralplace)，但該理論在關於空間(space)的討論中很早就已經受到批判。在過去幾十年間關於「空間轉型」(spatialturn)的討論中，學界已經充份認識到，地理空間不應該是一個絕對的、限制人活動的範疇，相反，人的活動可以形塑已有的空間，並創造新的、多元的社會空間(socialspace)。「巨區」理論——包括其所依據的「中心地」理論——之最大局限恰恰就在於它忽略了地方社會的能動性。而這種能動性又因為海洋貿易的存在，可以在沿海地區的得到更強的體現。
為探討沿海地區如何參與長程貿易這一問題，我們於至年間對粵西南雷州半島的沿海商埠與墟市展開了一系列的考察。我們所考察的地區是過去鮮有學者重視的雷州府城之外的遂溪、徐聞等地。這些地方按照「巨區」理論都非常邊緣(peripheral)，但是偏偏是在如此「邊緣」地區，我們卻發現了不少直接參與長程貿易的商業會館。我們發現，遂溪和徐聞作為清中葉興起的產糖區，吸引了很多外地客商，尤其是潮州商人的到來。這些商人的活動和本地原有的墟市結構發生關係，並打破了市場的縱向等級結構，而直接發展出來跨越「巨區」的橫向空間聯繫。
不同於蘇州、漢口、天津等中心城市內的商業團體，粵西南的這些商業會館是在未形成發達商業中心的地方自成體系地發展。這種邊緣地區的商業會館與之前學者們討論的會館非常不一樣，他們既不同於羅威廉(WilliamT.Rowe)、邱澎生、周琳等學者所研究的處於長江幹流與大運河商業中心的會館，因為粵西南的會館其實出現在西南海疆的邊陲之地；也不同於何炳棣、王日根等學者所歸納的移民會館，因為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移民，而是為了在邊緣地區開展商業。
這些會館在粵西南的出現，更像是一群商人在有組織地拓展他們的商品邊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