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年），明代泉州府晋江县（今属泉州市洛江区）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抗倭英雄。在47年的戎马生涯里，俞大猷立下赫赫战功，他“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任三朝，身经百战，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①。然而，虽然战功卓著，但俞大猷的官路却十分坎坷，屡次被降职、夺官，甚至被夺去世袭官位。令人称道的是，虽然频频遭遇不公平对待，但俞大猷“心存忠孝，志在国家”“德心克广，过则称己而功则称人；义气激昂，进不求名而退不避罪”②，展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可以说，虽然俞大猷时常身处逆境，但他身上时时刻刻充满了闪闪发光的正能量。
一、俞大猷积极的人生观念
俞大猷一生与人为善,尤其重视结交官绅。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呢？除了性格因素之外，还有一些现实原因：其一，明代中期以后，朝廷实行“以文统武”**机制，武官若想得到重用无法回避与文臣的交际。其二，在四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俞大猷多次遭受排挤，深受其苦。在给友人杨秋泉的信中，俞大猷就曾描述当时的武将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困境:“立事功易，处世间人难。猷实坐此病，每每受抑。公亦不免如此。或曰：‘为人易，为官难，为将官又难。’吾二人者其同病乎此也，可奈何？”③正是意识到身为武将的不易，俞大猷十分注意借助谈论兵法与上司联络感情。在泉州卫前所千户任上，俞大猷就曾给上司陈伍山递送两封书信，一为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一为画处官澳三策。虽然这些建议被毫不留情面地驳回，但是俞大猷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做法。此后，他一直频繁地给上司和同僚写信、上书，谈论选将、练兵、兵法及时事等。
讨论俞大猷的人际交往，不得不提的人是谭纶。俞大猷与许多官绅的交际，都与谭纶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谭纶是俞大猷在官场上最重要的朋友。在俞大猷写给上司的众多信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封就是写给谭纶的。在这封信里，俞大猷跟谭纶讨教战车之道，言辞之间对谭纶十分推崇，称其为“大豪杰”，并请其为自己设计的战车模型“定可否”“赐示更改”：
记得公每与猷论破胡虏，须用战车，猷平日亦有此意，得公之论益信。今与同野议制，盖详稽历代所用之车而损益之，欲其行无窒碍。然未经大豪杰一面见定其可否，于心终未安。谨命匠以寸代尺，造一小式，专人送上，乞不吝数金打造一辆，令人推运验试，尚宜如何损益，赐示更改。④
俞大猷与谭纶的交集始于在浙江共事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的友情愈发深厚，甚至达到“垂爱至情，不畏嫌少避，不因时易心，他日当国家大事，卓有定守，始终不渝”⑤的程度。谭纶去世后，俞大猷曾作三篇祭文愐怀。其一篇，俞氏对谭纶的去世十分感伤，哀叹“自有交道以来，如公之知猷者有几哉？”⑥其二篇，俞大猷表达了自己深切悲痛的心情：“感生平之义重，托悲章于一慨。哀恻恻以摧心，涕涟涟而肝碎。抱不尽之余恨，托燕山以长寄。”⑦其三篇，俞大猷追忆谭纶在世时“猷微言之”而谭氏“即和之”的情景，悲痛于谭纶去世后“公惟鉴于冥冥，不我和矣”。俞大猷还感慨两人“生平相期意气，虽千万言之，不能尽”，而谭纶去世后，他惟有“寄于燕云潞水”，以后的“千万载之间”，必定“常带此情此恨”。⑧
还有一封信值得一提，那就是《禀徐存老书》。在这封信里，俞氏对原内阁首辅徐阶极为恭敬，颂称当时“中国宁谧，外夷宾服”，是因为徐阶“当年握衡之流泽所致”。俞大猷还表达了自己对徐阶的祝愿：“昔伊尹寿一百五岁，太公寿一百十岁，猷今祝恩台事业既超于伊吕，享寿必过于伊吕。”少见的是，俞大猷在信中自言，随这封信一起被送给徐阶的，除了“《操法》五册、阵图五张”，还有“玉酒巵一双，奉将问候之敬”。⑨于今看来，这不免有雅贿之嫌，但在当时“以文统武”的*制体制下，俞大猷如果不依违官场时弊，恐怕得不到一展心中抱负的机会。
因为苦心经营的人际关系，失意的时候，俞大猷也确实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嘉靖三十七年（年），俞大猷围剿浙江岑港倭寇，不料未能竟全功，因此被御史弹劾“违节制，不穷追”。次年，“有旨召公赴诏狱”。然而，“闻命之日”俞大猷竟“囊不满百金”，其妻子也“客于明州”，以至无力成行，境况十分窘迫。得知情况后，俞大猷的朋友兼上司谭纶“为公恤之”，除此之外，“士大夫、富人争相馈赠”，到京都时居然“盈数千金”。不仅如此，“士民、*校、工旅”纷纷为其打抱不平，四处“奔走喧问如何”，致使“市陌、庠路、村落、海峤之间，嗟叹之声相闻”。⑩
除了注重人际交往之外，俞大猷积极的人生观念还突出地表现在不信鬼神方面。当时有人把*河视为神河，俞大猷作《神河解》一文，指出*河的清浊与奔行“目可见”“理可推”，因此其实属于“非神”：
*河之水，奔趋不常，人以为神。愚曰：“非神也，势也”。神则目不可见，理不可推；势则目可见，而理可推也。夫水有浊有清。清每冲浊，则流而不滞。否则水去沙淤，淤高水浅，虽小舟亦不能行。卒遇一夜滂沱，雨水冲去之，虽重载粮船，即行无阻。稽之往事，数数如此，人莫不知之也。
*河自星宿海流出，沿途有也里河、火秃河、哈剌河、洮河、涧河、鹏桚河、野庞河、济河、沁河、洛河、伊河、汜河及各无名小河。皆节有清水流冲*水，故由汜、沁而上，向来少淤。惟从汜、沁而下，不见有有名傍河，虽各有无名小河，水势甚小，故每有淤患。淤上加淤，沙淤日高。水性就下，其势不得不横奔而出，目可见而理可推，故曰“非神”。
俞大猷进而在文中提出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的存在，人们要么“求其说而未得，乃谓之神”，要么“不求其故，而归于不测之神”，其实“天下，势而已矣”“天下之理，生克而已矣”。?
嘉靖十六年至嘉靖十八年间（—年），俞大猷奉命领镇金门所。其间，金门疫病横行，俞大猷在《驱疫文》中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日有父老来告曰：“所城男女老徲，受疫鬼之厄，不获其所亦甚矣。父母独不思以平之耶？”我则闻之，始而骇，中而疑，终则奋然而扬曰：“疫有鬼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疫无鬼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疫鬼能动于人而为祸福乎？吾亦不得而知之也。但君子为人父母，凡可以生全乎天下者，当无所不用乎其情耳。”乃复奋然而扬曰：“吾为圣天子命官，受重印文篆，四方整如。凡阴阳有不和之气、不平之事，许我命官明以告天子，幽以白上庭。我则卜此月十六日，印行牒文，以与城隍、土地以及各社庙上下神祇，为我将疫鬼偏头、削额、只目、反耳、昂鼻、吐觜、断臂、矮足，一切妖名怪象，捉获数报。我则一时义气激发，即欲尽灭其*而后快。”?
在这段文字里，俞大猷交待了他对疫鬼是否存在以及疫鬼是否能“动于人而为祸福”的怀疑。但是，他又认识到自己身为父母官的特殊身份，自己信也好，不信也罢，但是如果“可以生全乎天下者”，就应该“无所不用乎其情”。所以，最后他还是应百姓的请求写了一篇祭文驱疫。
除了上述《驱疫文》和祭奠逝去的长辈、亲朋、将士的文章之外，《正气堂全集》中还收录有《祭海文》《祭风伯海若六纛文》《祭江文》《祭天妃神文》等祭文。这几篇祭文均是俞大猷在出海作战前为稳定*心所作，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俞大猷或多或少地在文中提及作祭文的原因：作《祭海文》是为了“固我将士之心”?，作《祭风伯海若六纛文》是为了“用火攻之”“神其发顺风以壮吾师，务使一网罗尽此丑”?，作《祭江文》是为“助我师之风水皆顺，俾贼人之徒*尽歼”{15}，作《祭天妃神文》则是为“临战之际，助以顺风，俾此丑贼无一遗遁”?。
尽管俞大猷对鬼神的态度存在言行不一致的情况，但他确实是不信鬼神，在《征蛮将*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中，友人李杜就称俞大猷“绝不信神仙飞升、佛氏轮回、占相兆梦、祷祠禬禜、支干孤虚、云物氛祲、妖魔星术、堪舆奇遁之说。莅官誓众，陈师鞠旅，营室兴事，率自决于理与时，而未尝一讯于术者之口。”?
二、俞大猷积极的职业思想
谭纶与俞大猷的关系十分紧密，他对俞大猷的评价是研究俞大猷职业生涯的重要资料。隆庆二年（年），谭纶出任蓟辽总督，向朝廷推荐俞大猷“往北陲，议车战，平胡虏”，其奏疏对俞大猷的职业能力与职业思想作了一番概括：
镇守广西总兵官、署都督同知俞大猷，秉义怀仁，笃信好学，休休大度，不徒为将略之优；翼翼小心，直论其人品之粹。居常每自比于管乐，言有大而非谤；用兵实有放类于穰苴，道则正而不谲。曰老成持重，殆子仪、充国其人；语文武才猷，则方叔、吉甫之侣。既绝口不谈功利，即谤言朋起，亦顺受而不辞；且乃心恒在国家，当时事难为，独慷慨而敢任。坚定之性，挠不浊而澄不清；敬义之功，大不加而穷不损。生平奋激，志灭强胡；满腹甲兵，独重车战。当此时而意气弥厉，其他时之负荷可知。?
在这封奏疏里，谭纶对俞大猷极尽溢美之辞。在谭纶眼里，俞大猷不仅“将略优”——“老成持重，殆子仪、充国其人；语文武才猷，则方叔、吉甫之侣”，而且“人品粹”——“绝口不谈功利，即谤言朋起，亦顺受而不辞；乃心恒在国家，当时事难为，独慷慨而敢任”。在“老成持重”方面，可比郭子仪与赵充国；在“文武才猷”方面，可比方叔与吉甫。事实上，谭纶这封奏疏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俞大猷积极的职业思想：
首先是“笃信好学”。少年时代，尽管“家贫屡空”，但俞大猷“意尝豁如”，矢志学习。既学文，“受《易》于王宣、林福，得蔡清之传”；又学武，“闻赵本学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复从受其业”，其后“又从李良钦学剑”。?在治学上，俞大猷“折节读书，无所不问”“攻古文词，思致深远”?，尤其能“总统融贯于三师之意，而阐其所未论”，展现出过人的天赋。良好的先天条件，使俞大猷自视甚高，“甫髫髪时，出语辄欲转乾坤，昭日月，推倒一时，洞视千古，以豪杰自命。”?
其次是“乃心恒在国家”。虽然俞大猷长期遭遇不公平对待，但他一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22}。不仅自己立志“一担纲常千古重，两肩忠孝百年忙”?，还注重在练兵过程中，给士兵灌输忠孝思想。在《大同镇兵车操法》中俞大猷特别强调，日常练兵时向士兵“申明忠孝大节”，比“技艺”和“节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教兵之方，技艺为先，节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
第三是“独慷慨而敢任”。明代倭虏之患严重，百姓深受其苦，俞大猷对之更是深恶痛绝。在读《宋史》时“见其夷狄之横，兵*之弱”，他感同深受，因此“每为发愤”。?因为满腹甲兵，俞大猷在征倭讨虏的问题上，显得非常主动和自信。嘉靖二十一年（年），山西等地遭遇外敌入侵，御史徐宗鲁集诸司博选将才。由于天下“承平久”，因此“人不知兵”，甚至“武臣见选，有苦之者”，避之犹恐不及。见此情形，俞大猷慨然而出，言辞自信地向徐宗鲁毛遂自荐：“台下奉明诏，选边帅，无逾于俞大猷者矣。俞大猷于九边形势虚实，无所不知。古今兵法韬略，无所不究，且以忠孝诗书运于其间。朝廷大用之，当见大效；小用之，当见小效。计以塞明诏，无逾猷者。”徐宗鲁经过一番考察，最终认定俞大猷所言非虚，因此“固心然之”，向朝廷推荐俞大猷。?
在明廷打算征讨三巢贼寇之际，也出现了避事不肯担责的现象。当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借机鼓吹“人臣之义，必以身死事”的言论，夸大征讨贼寇的危险性。俞大猷写信给上官，表明自己“有发纵于上，自当效力于下”的心迹。在积极担责的同时，俞大猷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看法。他说，虽然“三巢之征，非难非易”，因此“凡身任国家之事，自有一番是非利害”一说确是实情。但是，如果因为害怕“不妒功忌能者之口”，就“避事而不肯任”，并不是真正的忠臣义士。真正的忠义应该是“是奋不顾身之义”——这样的忠义之士“惟知为民为国之当急”，对于“事后之利害是非”，则“甘心受之而不悔”。?
第四是“生平奋激，志灭强胡”。虽然官路不顺，但俞大猷并不屈服于命运，而是一直主动寻求改变。他曾写信给谭纶，表达自己“不安于东南，而求西北”的心愿，并征求谭纶的意见：
近阅上谷云中旧志，见汉唐以来，守边诸公勋业最著者，其所施为，亦不过如彼。于中欲求其蕴之为德行，发之为事业，如古之方叔、吉甫亦难也，而皆足以擅千古之名。故猷谓欲与一代豪杰争品色，宜安于东南；欲与千古之豪杰争品色，宜在于西北。公以为何如？?
俞大猷认为在东南“守边”，如果想做到“蕴之为德行，发之为事业”，像“古之方叔、吉甫”一样成为中兴贤臣，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只是想和“一代豪杰争品色”，可“安于东南”；而如果想与“千古之豪杰争品色”，则必须“在于西北”。嘉靖三十八年(年)，俞大猷真的被派到了西北边，只是他没有料到的是，他是被贬谪到此。在这样的境况下，虽自觉“已为人所弃”“诚不宜复谈东南事”，但俞大猷仍然在写给方双江的信中表示“惟誓志以图北方之功”，积极的心态跃然纸上。?
万历元年（年），71岁高龄的俞大猷又遭革职。在这样的年龄，一般人可能会选择顺势退休，但俞大猷仍然千方百计想要复出。适逢其好友谭纶出任兵部尚书，俞大猷写信给谭纶请求继续为国效力：“某平生志在征虏，而见用东南，乖违本素。今年七十余老矣，妾媵尚有胎产，膂力可敌精卒二十许人。公许我大受，今其时也。”在谭纶的帮助下，俞大猷果然被起用为后*都督府佥事。俞大猷友人李杜借机调侃俞大猷人老而不知退休，俞大猷解释说：“吾父母世官，享国家俸禄，未有以报。主上冲岁，夷虏时肆凭陵。平生志在西北边，老当益壮，毙而后已。矧谭公在位，又知我心。”?
三、俞大猷积极的*事主张
受积极的人生观念与职业思想的影响，俞大猷的许多*事主张也十分乐观和积极。当然，他并不是盲目地积极，而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议水陆战备事宜》中俞大猷指出，用兵时只要做到“辨其主客之势，知其地形生熟之分”，则“胜算常在我也”。?在《大同镇兵车操法》中他谈到，用兵之前做到“信赏必罚”，就能使兵将戮力同心、众志成城：“悬赏以鼓舞之，行罚以督责之，明制节以整齐之，申礼义以化导之”“至于用兵之际，条约尚多，唯‘信赏必罚’四字，则太山可移”。{32}在《广西选锋兵操法》中俞大猷进一步指出，假如能做到战前“申以号令，定以赏罚”，战后不偏不倚地赏功罚过，那么，严明的*纪将使*士“汤火可蹈，溪壑可赴”，而因为英勇无畏，甚至可以在战场上做到“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而若是赏罚不当会有什么后果呢？俞大猷认为，“赏罚不当则兵不服，号令不申则兵不齐，节制不明则不能决胜。”?《剑经》中这样有条件的积极倾向也很明显。比如，其八句总歌诀就强调“阴阳要转，两手要直；前脚要曲，后脚要直；一打一揭，遍身着力；步步进前，天下无敌。”?而在练兵车操法时，俞大猷又根据实际情况对后四句作了相应的修改曰：“一砍一挑，浑身着力。砍后即凿，破虏无敌。”?
在用兵策略上，俞大猷“先计后战，不贪近功”?，不逐小利、不争朝夕，也展现出积极的一面。在俞大猷经历的多次战役中，他都能以大局为重，不贪功冒进。俞大猷深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自去年之冬视之，则今秋为享谋成之福”，而“自来年之秋视之，则今冬为方计事之始”。?在新场战役中，他的这种*事主张得到充分的体现：
倭奴屯扎新场，诸兵近日尽集，或可成擒。猷伏见往时之战，各兵初到，地利未知，兵将未协，每为上人催迫，姑驱进战塞责，而以其兵与敌。此地方之患，所以日深一日也。今诸台在上，筹略已定，必不蹈前人之辙。向诸台以猷短于陆战，凡事不得与谋。今苦以猷任其事，而不用猷一言，请宁受罪诛,必不敢轻举以坏地方之事也。?
俞大猷认为，地方之患之所以日深一日，是因为在“各兵初到，地利未知，兵将未协”的情况下，就被“上人催迫”而仓促用兵。在新场战役中，如果“不用猷一言”而仍然催迫用兵，那么，他将选择“宁受罪诛,必不敢轻举以坏地方之事也”。
嘉靖四十一年(年)，倭寇攻陷兴化府城，继而威胁泉州府，俞大猷非常激愤。他在给杨宏举的信中说，“兴、泉地方,不意有今日，我心欲来廓清一番，未知得遂愿否？”?嘉靖四十二年（年），俞大猷如愿从南赣入闽，与戚继光、刘显一起攻打平海卫的倭寇。戚继光与刘显未到位之前，俞大猷进行周密的战前部署，不贪功冒进。他在给游让溪的信中强调，虽然“事求可，功求成”是用兵的初衷，但在事不能轻为、功无法速成的情况下，许下“虚夸支吾之言”，即使“能顺承人意于一时”，但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于大计竟何补”？俞大猷清醒地认识到，他“今日举动”，不止“独关闽省之气运”，而是“天下之气运实系焉”，因此需要慎之又慎。?
然而，因为老成持重的用兵特点，俞大猷也被不少人认为是无能之人。《洗海近事序》的作者李义壮、稚大甫曾因此为俞大猷喊冤：
公平生不张能，不争功，人见之粥粥若无能者。然其中之所存，尤欲起古之英豪于千百载之上，而思与之齐。至其所以得力，则惟诸葛“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两言而已。彼浅中窭人者，其又何足以知之。?
在写给姜凤阿的信中，俞大猷也曾谈及别人对他的误解。一开始他显得颇为在意，明明自己“自弱冠矢志灭虏，疾呼于公卿之门”，至今已经超过三十年，然而世间竟然“无有知之者”，心里不禁有些“栖栖然”。但后来，俞大猷又逐渐释怀了，自觉哪怕“身不用而道用”，也并不遗憾。正如历来的“古圣贤之道”，也是“行在万世”，因此没有必要追求“皆于身亲见”。?
事实上，明代的大部分人，对俞大猷在*事上的杰出才能都是认可的。谭纶在评价自己、俞大猷、戚继光和刘显时就曾说：“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然此皆小知，而公则甚大受。”?*道周在《广名将传》中也认为“大猷为将，事必先周。陈师鞠旅，言必尽谋”?，可见俞大猷无能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在选拔*事人才方面，俞大猷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倾向。他在《复萧友山侍御书》中指出，“人才在天地间，苟爱惜之、培养之，则虽中人之材，可以立上智之功；或求备而浚责之，虽上智之士，亦将俯首帖耳，手足无所措,而终不能以自见矣。”?显然，俞大猷认为用人用得好，可以产生强化效果，使人才摆脱天赋的限制，哪怕是“中人之材”，也可“立上智之功”；要是用得不好，就算是“上智之士”，如果被“求备而浚责”，也将“俯首帖耳，手足无所措”，直至“终不能以自见”。
对于当时缺乏良将御虏的局面，俞大猷也提出了乐观的看法，指出挑选真将才并不难。如何才能选拔到真将才呢？俞大猷说：
苟堂上无一真将，则虽有真将至其堂下，此以为非者彼必以为是，此以为可者彼必以为否。心迹相反，类于冰炭，欲求交济以成功，不亦难与？惟有真将肃然在于堂上，堂下有至者，不问为官、为士、为布衣，即以客礼迎而置之幕下，与之同居处而忘其势分，同出入而略其形迹。有时而并饮至醉，有时而剧戏至虐，有时而论古今人才得失，有时谈天下形势虚实。或研究经传以探其蕴藉之精，或稽察行谊以观其学术之正，或论苍生疾苦以观其恻隐之形，或论社稷安危以视其担当之重。率然而辨其暗昧之狱，观其独断之决何如也。忽然而施以斥辱之威，观其无惧之色何如也。以此论辩，经旬越月，则其人之智愚贤否，铢铢两两皆了然在吾权衡之下矣。?
俞大猷认为，选拔真将才的前提条件是“真将肃然在于堂上”且“堂下有至者”。然后，负责选将的“真将”与堂下的人长期相处，不论其出身，就可以做到“其人之智愚贤否，铢铢两两皆了然”。
四、结语
虽然仕途异常坎坷，一生多次被降职、罢官、夺去世袭官位，甚至入狱服刑，但俞大猷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万历六年（年），俞大猷在后*都督府佥事、都督同知任上致仕，万历七年（年）病逝后被追赠左都督，谥武襄。俞大猷最终得以善终，并成为青史留名的抗倭英雄。《明史》的作者对俞大猷的功绩十分推崇，称“世宗朝，老成宿将以俞大猷为称首”；针对俞氏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为他鸣不平曰：“而数奇屡踬，以内外诸臣攘夺而掩遏其功者，众也。”{48}通过上文的考证，我们可以确定，俞大猷之所以能在逆境中取得流芳百世的成就，与他积极的人生选择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当然，除了积极的人生观念、职业思想、*事主张之外，影响俞大猷一生命运的，还有他身上的那些积极的情感与积极人格特征。
（作者：泉州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见《正气堂续集》卷7，《兵部覆本》。
{2}（明）朱炳如：《朱炳如荐疏》，载俞大猷著《洗海近事》。
{3}（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4，《与杨秋泉书》。
{4}（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2，《与谭二华书》。
{5}（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0，《与谭二华书》。
{6}（明）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5，《祭谭二华》。
{7}（明）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5，《又祭谭二华——代协理侍郎曾作》。
{8}（明）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5，《祭谭二华》。
{9}（明）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1，《禀徐存老书》。
{10}（明）李杜：《征蛮将*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俞大猷著《正气堂集》。
{11}（明）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1，《神河解》。
{12}（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3，《驱疫文》。
{13}（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3，《祭海文》。
{14}（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3，《祭风伯海若六纛文》。
{15}（明）俞大猷：《洗海近事》卷下，《祭江文》。
{16}（明）俞大猷：《洗海近事》卷下，《祭天妃神文》。
{17}（明）李杜：《征蛮将*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俞大猷著《正气堂集》。
{18}（明）谭纶：《谭二华荐疏》，载俞大猷著《洗海近事》。
{1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俞大猷传》。
{20}（明）赵恒志：《后*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状》，载俞大猷著《正气堂续集》。
{21}（明）李杜：《征蛮将*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俞大猷著《正气堂集》。
{22}（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俞大猷传》。
{23}（明）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2，《送武进士》。
{24}（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1，《大同镇兵车操法》。
{25}（明）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1，《与陈我渡公书》。
{26}（明）李杜：《征蛮将*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俞大猷著《正气堂集》。
{27}（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上徐相公论征三巢书》。
{28}（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2，《与谭二华书》。
{29}（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2，《与方双江书》。
{30}（明）何乔远：《名山藏》，《俞大猷传》。
{31}（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议水陆战备事宜》。
{32}（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1，《大同镇兵车操法》。
{33}（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1，《广西选锋兵操法》
{34}（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2，《重建诸葛亭记》。
{35}（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4，《〈剑经〉并序》。
{36}（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1，《大同镇兵车操法》。
{3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俞大猷传》。
{38}（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上宣大*门侍郎联峰翟公书》。
{39}（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8，《与王东台书》。
{40}（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4，《与杨宏举书》。
{41}（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与游让溪书》。
{42}（明）李义壮、稚大甫：《〈洗海近事〉序》，载俞大猷著《洗海近事》。
{43}（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3，《与姜凤阿书》。
{4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俞大猷传》。
{45}（明）*道周：《广名将传》，《俞大猷传》。
{46}（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4，《复萧友山侍御书》。
{47}（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4，《又答选将练兵书》。
{48}（清）张廷玉等：《明史》卷，《赞》。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内部刊物《泉南文化》年9月（总第12、13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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