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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青办
马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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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不久，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高潮，县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工作量增大，人手不够，年春，组织上安排我暂时在县知青办帮忙。两年后，即年我被县委任命为县知青办主任。
由此，我经历了这场由文革派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从轰轰烈烈的掀起高潮开始，到最后冷冷清清地落幕结束，和知青们在这条艰难、漫长的道路上共同走过了整整十一个春秋，陪伴他们经历风雨，体验艰辛，成了一批知识青年蹉跎岁月的知情人和知心人。
我们县在“革委会”时期的知青办公室共七个人，三人来自县委机关，其他四位来自县*府农林、水利、粮食、供销系统。知青办的日常工作有五个方面：一是安置知青到生产队落户；二是轮流下生产队知青点了解情况，发现和解决问题；三是定期在公社、区、县分别召开知青代表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以改进工作；四是接待来信来访；五是处理突发情况和事件。
当时，除已安置本县知青人到生产队外，还接收安置了省会贵阳市知青人、上海知青人，全县共安置到各个生产队落户的知青共名。
当时，中国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多万人，占城市总人口十分之一的青年人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大都和“知青”下乡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知青办的文件中得知，仅年，全国就动员了近万知青上山下乡。其中，少部分被安排到国营生产建设兵团和*垦农场集体劳动，每人每月约有30元左右的生活费，大部分即多万人都被安排到大分散、小集中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落户，靠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我们县安置的知青就属于后一种——到生产队落户。
我们县是全省、全地区有名的贫困县，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农业受灾，几乎每年都要向上级*府打报告，和上级有关部门疏通，请求发给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以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相当多的农民劳动一年，口粮都不够吃。就是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下，遵照上级的指示，县知青办共安排位知青到个生产队落户，工作量之大和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已安置的知青中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平均年龄16岁，这些知青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年纪小小就远离亲人，从生活安定的大、中城市行程数百里甚至数千里，下到偏远贫穷的山区生产队当农民，要靠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在生产和生活中都出现了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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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知青离家近，除农忙季节外，平时每周一次的赶场天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第二天可以带些食品回队，虽然觉得辛苦，但情绪相对比较稳定。
省会贵阳市的知青离家多公里，要乘火车转汽车才到县里。知青们情绪不稳定，想家，经常借口有事回城里的家，流动性较大，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反映不好管。
我所在的贵州省，除安排本省知青外，还按中央部署接收了2万上海知青的安置任务。上海知青的安置本不在我县计划内，因分配指标确定的那个邻县还在闹派性，打派战，无法接收，所以省里就把安置个上海知青的任务强压给了我们县。
上海知青人数虽然比贵阳市知青少，但他们来自离家0公里外的大城市，思想、生产、生活上的问题自然最为突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大意。
实际上，在本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上就首先遇到了阻力，一些符合下乡条件的知青迟迟不来报名。县机关和县城街道的一些知青包括家长，见了我们知青办的工作人员远远的就躲开了。有的家长说：“孩子是我们家的，下不下乡当农民是我们家的事，用不着别人来操心，想清楚了，会去报名嘛！”有的家长还说：“孩子初中毕业才16岁，嫩手嫩脚去当农民，能养活自己吗？在家又不是没有饭吃！等想通了再说吧！”上级要求我们知青办配合县、区社、机关和街道，共同做好动员工作。面对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工作的难度很大。我们的方法如不得当，引起反感，这动员工作就更难做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后边还有一句：“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我认为，指示很明确，是要“说服”和“动员”他们，而不是强迫或下命令。我们已经大张旗鼓地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工作做到了每一家每一户。大多数知青已经下乡，少数家长和知青还没有想通，就让人家想通了再来报名也不迟嘛！说心里话，我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有看法的。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弦绷得最紧的时期，谁敢直言？我和同事在交谈中，也都各怀戒心，相互提防着，生怕留下“辫子”被人抓。于是，大家心领神会，便顺其自然，对本地上山下乡的知青工作坚持以抓宣传教育工作为主。
当然，知青下乡的工作进展，不可能以我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很快上海知青的安排就丁是丁卯是卯的压在我们头上了。
据上海虹口区知青办通知，上海知青将于年3月下旬离开上海来我省。分配到我县的是上海市虹口区的名知青，我们必须提前做好插队落户的宣传、选点定点、建房等大量的应对和筹备工作。我们知青办先行派出四位同志到负责接收安置的甲良区委所在地配合做接待安置工作。
年3月下旬，上海知青从上海乘火车先到达我省K县，第二天上午乘无棚卡车来到我县甲良区委所在地。当时，看到上海知青个个一脸茫然，显得很疲劳，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们热情地招呼大家下车休息，只有少数几个人很不情愿的下了车。
不肯下车的知青们情绪都很低落，一些女知青抱着行李竟然哭起来。有知青就说：“一路上看见这么多从未见过的大山、荒山、穿着破旧衣服的农民，在这山上山下挑的挑，抬的抬，用锄头挖地。这公路坑坑洼洼，坐在车上颠来簸去使人老想呕吐。这哪像在上海时街道干部动员我们报名时说的，我们是到山清水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新农民。”还有的说：“早知道是这样，我才不报名呢！”有的竟然哭喊着：“我想回家！”
面对这群没有见过一点世面又远离亲人的孩子，我们只有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经过反复劝说，知青们勉强全部下了车，临时住进一所简陋的国营旅社，准备第二天再分派到各个生产队去。
在帮助知青从车上卸行李时，见到有带来多条牙膏、肥皂的。问其原因，说是听说这里的农民不兴刷牙洗衣服不用肥皂，牙膏和肥皂很难买到，所以自备了不少。甚至还有人听说这里山区有的人还没有进化好，还长着尾巴等。
更有一件事很是令人哭笑不得。第二天早上，服务员到一间客房打扫卫生时，一股臭味扑鼻而来，竟然发现在桌下的烤火盆里用炭灰遮盖着一堆大便。服务员十分恼怒，质问这是怎么回事？睡在床上的一个男知青小声地说：“实在对不起，半夜肚子痛，不敢下楼，就解在烤火盆里了……”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意识到对上海知青工作的难度比本省知青大，眼下只能先把他们安置到生产队再说。区、社的有关同志和知青办的同志，按男女知青搭配分配的计划，分别由专人将上海知青送到各个生产队。并立即召集了有知青、生产队长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会议。一方面鼓励知青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努力向贫下中农学习，把自己锻炼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另一方面，要求生产队和贫下中农要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在生产上，特别在生活上，要千方百计照顾好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到我们山区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在双方都表态后，看着一个个知青有了安身之处开始吃饭休息，我们这才返回区里。
后来，知青办干部在与知青们畅谈思想时了解到，多数知青认为，文革中自己是“红卫兵”，号召上山下乡，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报名。但也有相当多的知青，特别是上海知青，是被迫动员下来的。他们年纪小父母不放心，但不报名又怕被说成*治觉悟不高，思想落后。我曾私下询问过一位姓林的上海男知青，要他说实话，并答应绝对保密不外传，他这才小声告诉我说：“我父母来自农村，知道农村生活艰苦，怕我年纪小吃不了这份苦，就不愿让我报名，想拖着不下。但上级派宣传队，不分白天黑夜，在我们家门前敲锣打鼓，害得邻居们不得休息，对我们家就有了意见。迫于这种压力，最后只得报名上山下乡。离开上海的那天，在火车站，我在车上哭，我爸妈在车下哭，难舍难分，我们是流着泪挥手告别的。到生产队后，在生产和生活上碰到的问题不敢向父母讲，怕增加他们的思想负担，担心我们的前途……”另一位贵阳市的女知青私下也对我说：“我们是文革中间上的初中，上课学习主要是读《语录》，接着又参加红卫兵大串联、造反，高中都没上就来当农民，实际上没有学到多少知识。离开家来生产队，一直不习惯在这山区农村生活，就算坚持在队劳动挣工分，也养活不了自己，实际上还是靠父母给钱才能维持生活。我们是人在农村心在家，特别是在劳累和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想家、想亲人，暗暗流泪……”
我们亲眼看到，就是坚持天天出勤，积极劳动的知青，也还是无法养活自己。上海知青们所在的生产队，多数人一天的劳动工分只值几角钱，最差的一个生产队，一天的劳动只值八分钱。这个生产队的知青愧疚地告诉我：“没有办法，只能靠父母亲拿钱来养活自己。”
而农民也并不欢迎知青到他们那里插队落户。我们知青办干部在知青点上征求农民的意见时，就有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队里本来田地就不多，知青来了是在与我们抢田地、抢工分。我们劳动一年，上交公粮后，分得的粮食还不够吃。知青年纪小，劳动力不强。有的又经常不在队，一年下来还要在队里分基础粮，这明摆着是来和我们争粮食吃的嘛！”还有人说：“这些知青都是些年轻娃娃，力气小，又不太懂事，初来连水也挑不了，只能由队里派人挑水给他们吃。把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小孩放下来，纯粹是添麻烦，上级也不为我们农民想想。”有位老人甚至很不客气地说：“城市里这些做爹妈的，好心宽啊！就舍得把自己的小娃送到我们农村来当农民？上级也不想想这些小娃娃是不是真能靠自己的双手活得出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复杂而又客观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经常得不到及时解决，牵动着知青、家长、当地群众和基层组织的各个方面。大家只有忍耐和等待，在复杂的矛盾中经受折磨和考验。当然，受伤害最深的自然是上山下乡的广大知青，他们处在城乡差别极大的环境中，在思想、生活、生产等方面都很不适应。在漫长的蹉跎岁月里，他们当中发生过许多充满尴尬、心酸、苦涩、悲凉、哀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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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知青把麦苗当韭菜的笑话，人们听到的不是一例，似乎是一个普遍发生、到处流传的故事。其中，免不了有调侃甚至杜撰的成分，但我说的这件，真有其事。
年年底，贵阳市的一批知青已安置到各个生产队了。年的一次知青代表会议上，水尧公社一位女知青发言，她说知青安好家以后，商定要请生产队长吃一次饭，以答谢贫下中农的关心和照顾。那天，知青们亲自动手炒了几个菜，等生产队长落座以后，一位女知青高高兴兴地端上一碗绿菜，边走边大声说：“菜来罗！”队长一看，却哈哈大笑起来：“哟！把我当牛啦，你们请我来吃麦苗！”原来，这盘菜炒的不是韭菜，而是绿油油的麦苗。知青面面相觑，尴尬的跟着笑起来。这位女知青在会上认真表态：我们一定要向贫下中农好好学习，不仅要搞清楚麦苗和韭菜的区别，还要学习更多的生产知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会议结束了，看到还有三个女知青坐在那里不走，我过去询问，只见她们涨红了脸，低声告诉我说，中间的那个女孩意外来了例假，把裤子染红了，不好意思站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时很为她们难过，一群没有成年的孩子，离开父母家人，搞生产稻谷不辨，生活上要完全自己照顾自己，不容易啊！我叹了一口气，看她们拿着一顶遮阳的草帽，便出主意说：“用草帽遮挡在屁股后边，别人看不见，回去再说。”她们一下子高兴了，就按照我说的办法，用草帽遮掩着回到了知青点。
过了不几天，又听到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贵阳的一位男知青小王，到生产队后被安排在一户农民家楼上住。这里是大山脚下的普通山寨农舍，木楼破旧，四面透风，没有围墙，出门就是荒田野地。所谓大门，也不过是在旧木板上钉些烂木条子，晚上用一根木棍子一顶，就算关了家门。山村里没有通电，晚上一片漆黑。一天半夜，小王肚子突然疼痛难忍，面对黑漆漆的山村荒野，哪敢出门上厕所？便打算下楼在堂屋角找寻适当的地方方便，等天亮后再打扫干净。下楼来，黑暗中顺着墙脚摸索，恰巧摸着一个石头窝窝，里面空着，于是便蹲下方便，完事后回到楼上继续睡觉。天亮了，女主人来堂屋闻到臭味，发现用来舂米的石窝中竟有一坨大便。小王被从梦睡中喊醒到楼下，女主人怒气冲冲地说：“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用来舂米的碓窝，家里的狗都不敢去踩，你竟敢往里拉屎！你怎么能这样糟蹋我们？”小王满脸愧色，怯生生地低着头站在碓窝旁说：“我错了，在城里没见过碓，夜里天黑不敢出门上厕所，所以……”说着立即挑水来把碓窝洗了数遍。但女主人气仍未消：“这碓以后还能用吗？你得买个新的来还！”小王理亏，连连答应说：“一定买个新的来还，一定，一定……”
年秋的一天下午，一个叫小华的贵阳男知青，额头上包着渗透了血迹的纱布，脸色蜡*，有气无力地走进了知青办。我们让小华坐下休息，给他倒水喝。他委屈地说：“上午在生产队劳动收工路过包谷地，顺手掰了一个包谷。没想到被队里几个农民拿石头追着打，打得头破血流。我不敢回去，自己到区卫生所包扎了伤口，步行20里直接到知青办来了。”小华接着又说：“我们去年刚到生产队时，就听见农民议论说，队里本来田地就不多，知青来了，劳力不强，还要参加队里分口粮，这明明是来和我们争粮食吃的。所以说，农民从根本上是不欢迎我们的，我今天掰包谷是错了，但为一个包谷把我打成这样，我实在想不通！怕再挨打，我再不敢回我们那个生产队了，今后我可怎么办哟……”
我们知青办的几个同志都很同情小华，到办公室外商量了一阵认为：小华的问题反映出农民和知青之间实际存在的矛盾，如果让小华回原队，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可能发生更意想不到的事。我们当即决定：将小华转点到离原生产队40里远的水尧公社。
初到山村的知青大都经历了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当然，他们也有对于农村的新鲜感受和完全不同于城市的快乐。记得年夏末的一个星期天，按照当地的风俗，是农民的赶场天。小县城十字街口热闹非常，街旁摊点一家连着一家，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突然远处传来紧张急促的喊叫声：“快闪开！快闪开！马来啦！马来啦！”人群纷纷往两边散开。我急忙回头一看，离我约十米远处，男知青张强骑在一匹健壮的枣红色大马上，右手握着缰绳，眼看前方，神采飞扬，显得淘气而又帅气。马一路小跑着向前，蹄声哒哒，闪到街边的我大声喊：“小强！小强！”只见他勒住缰绳让马放慢步子走到我面前，兴奋地喊了一声：“马老师！”接着他高兴地告诉我：“这马是向我们寨子上农民家借的，你看我骑在马上威风不威风？”我笑着说：“威风是威风了啦，但很危险啊！这县城街小人多，如果马撞着或踩伤了人可怎么办？”他笑着说：“我小心着啦！就是想骑马进城威风威风嘛！顺便买点东西就回生产队。”我说：“那你悠着点，千万别出事。”他点点头，勒着马缰缓缓走出小城的街道，然后纵马奔驰，消失在了田野的尽头。
这是我有关知青的庞杂记忆里一个比较清纯的情景。多少年过去了，知青小强骑着高头大马的飒爽英姿，不时还浮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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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小华被安置到水尧公社新知青点三四天以后的一个中午，这个公社的社长突然打来电话，焦急地说“不好啦！几十个贵阳知青集体来到公社，要求把户口证交给他们，说要回贵阳，不在农村干了！怎么耐心讲道理，他们都不接受。知青人多嘴多闹得挺凶，还骂人，威胁说要是不把户口证交出来，就要抢啦！现在僵持不下，你们知青办要立即来人，否则要出大事！”
情况紧急，我顾不上吃饭，放下电话就直奔汽车站。一个小时的路程，当我赶到水尧公社已是中午一点钟了。刚走到公社社长办公室门口，只见30多个知青在屋里围着社长，七嘴八舌地乱嚷嚷。
就听见一个男知青大声说：“再不拿户口证出来，我们要翻箱倒柜抢啦！”知青助威地齐声吼道：“好！抢！抢！”情势显得有些混乱，社长急了，突然把挂在墙上的大枪取下高举手中喊道：“不许动！再闹，我要开枪啦！”知青们一下子全都楞住了，瞬间鸦雀无声，气氛立即紧张起来。我赶紧进屋走到社长面前，社长见到我象见到救星似的，马上大声说：“好啦，好啦！县知青办来人了。
马主任，你看怎么解决？”知青们的目光转而齐齐地盯着我，社长接着对我，同时也是有意对着知青们大声说道：“我们公社是响应号召，积极动员贫下中农接收贵阳和本县知青来插队落户的。知青和户口证都是县知青办送到公社的，我们没有权利把户口证交给知青个人。现在知青们要自己回城，向我们要户口证，又不听讲道理，我们做工作安置了你们，反倒成了受气包！请马主任讲讲该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况，我赶紧走到社长旁边，面对知青解释说：“大家的户口迁到公社，是贯彻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做的一项配套服务工作。户口是公安机关管，公社没有权力把户口交给个人。从上到下都是这样办的，请大家不要为难公社干部。刚才社长举着枪说再闹要开枪了，这是吓唬吓唬你们的嘛！大家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
是来向*府反映问题的，谁敢向你们开枪？看你们吵的厉害，就拿枪来吓唬一下，是吧？社长。”社长顺势和缓下来，马上点点头笑了起来，紧张的空气便一下子松弛了。知青们看着社长，也都嘿嘿地笑了起来。我接着说：“大家想要户口证回城的事，我们保证向上级反映，待有答复后再告诉大家。请消消气坐下来，生产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告诉我和社长，我们设法解决。”我们招呼知青们到会议室坐下，开始了心平气和的交谈。直到两点过钟，知青们终于散去。一场“知青‘抢’户口”的事件，经过4个多小时才得以平息。我、社长和公社许多干部都还没吃午饭。
上海一男知青，前后五次到知青办，不要其他同志接待，专找主任要户口。我每次都耐心地和他谈话交流，但均无效果。他年纪虽小，脾气却怪，达不到目的就板着脸耍赖，油嘴滑舌，甚至气势汹汹地拍桌子，说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话。前四次，每次都闹一个多小时才离开。第五次他来时是下午两点半，态度比前四次更加蛮横，我和他面对面语言拉锯了3个多小时，他站起来，两手往裤包里一伸，大声吼叫着说：“你说的这些话，与我回上海时我妈给我说的差不多，老叫我要‘好好’这样、‘好好’那样，待在那个又穷又破、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自己的生产队，我能‘好好’吗？明对你说，我要我的户口回上海！今天你还不给我户口，我就不走了，睡在知青办！”
直到下午六点钟机关都下班了他还不走。我只好让其他同志下班，我留下来继续做他的工作。又过了半个小时，我说，你到我们家吃了晚饭再说吧！他瞟了我一眼说：“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等。”和他磨了四个多小时，我很累，口干舌燥，实在忍不住想发火，想对他说不是我逼你来当农民，你有气就去找动员你来插队的人去出气。但又考虑这样说只会把问题闹大。好在我看过知青档案，了解到这个知青的父母是工人，于是我把自己的一大串钥匙放在办公桌上，严肃地说：“你不讲道理，又赖着不走，我不撵你走，也不奉陪。你是工人的儿子，我很放心，这些钥匙是我开办公室的门和所有箱箱柜柜用的，放在桌上，你想干啥就干啥吧！反正，县公安局离知青办也很近，很安全，我走了！”当我走出办公室后，他慌了，赶忙走到我前面转回身来低声对我说：“好，我走了。马老师去拿你的钥匙吧！我可没有动它哦！”见他态度有变，我也缓和地说：“别气了，到我们家吃了晚饭再走吧！”他不吭气，也不跟我去吃饭，很不高兴地走出了办公大院。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四天后，我乘公交车去地区知青办开会路过甲良区委所在地，这个男知青插队的生产队距离这里不远。车停下时，旅客们正在上上下下。突然只见他冲到车上，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说：“姓马的，你现在必须当着大家的面表态，答应把户口给我，否则我就打你，叫你走不了！”不料他的话音刚落，又冲上来一个上海男知青小张，一把抓住他的肩膀说：“你敢动马老师一根毫毛，我马上揍你！”而且，车门外边还有五六个上海知青在喊：“你别闹啦，快下车吧！”众怒难犯，他只得乖乖地下了车。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过知青办。
知青想要回城，首先就得拿到户口证。知青的不安心，也就首先表现为千方百计地索要他们的户口证。有些知青曾相约到县革委会大会议室静坐，有的干脆就在大会议桌上过夜，都是等着向知青办拿户口证回城，有的集体或个别到知青办横下脸吵闹，为的也是要户口证回城。有个绰号叫“唐吉诃德”的贵阳市知青小唐，曾把衣被打成大背包背着到我们家“静坐”两个小时，也是为了要户口回城。那个年代的户口证，是一个人唯一的合法身份证明。没有户口证，便是黑人黑户，不仅丧失了生存的基本的权利，连出门讨吃要饭都是非法的。因此，为了户口证，知青与我们知青办发生许多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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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户口证回城的知青中，唯有一位永远留在了这大山深处，他的遭遇让我终生难忘。
年春，上海知青到生产队落户约半月后的一天上午。我刚走进办公室，突然听见身后有人问：“这里是知青办吗？”当我说“是”并转身向后看时，见两个男知青搀扶着另一个男知青。被搀扶的知青瘦高个、大眼睛，脚一颠一跛的，唉哟唉哟哼哼着。让他们进办公室坐下后，被扶的瘦高个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插队在甲良区的上海知青，阿拉叫季海宝，因小时候摔断了小腿，走路困难，不能参加生产劳动，要求连人带户口一起退回上海。”我很诧异地问道：“那你在上海报名上山下乡时怎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他说：“提过，但没用。”我只好说：“那要等我们与上海虹口区知青办联系后再答复吧！实在不行就先向生产队请假休息几天再说。”他们听了有点扫兴，但没再说什么，两人又搀扶着季海宝一颠一跛的走了。
县委后大门外是一个广场，有电影院、两个篮球场和大片绿草地，晚饭后，大人们爱带孩子来这里玩耍。这天晚饭后我也来在草地上和女同事们聊天，篮球场上传来阵阵喝彩声，我走到球场边看热闹，忽然看见了那个上午被人搀扶着来访的熟悉面孔——季海宝。只见他在球场上机灵地翻身跳投、擦板投篮，频频进球，每投一个球他都高兴得活崩乱跳，脸上露出稚气和单纯的笑容——哪里还有一瘸一拐的残疾？原来上午在知青办进行的竟然是一场“表演”，还挺象那么回事的！我有点恼怒，但一想到这些知青还都是孩子，处境艰难，生活不易，我苦笑一下也就过去了。
但因此，这个季海宝引起了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