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年版
编者按
至年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与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大系各卷的导言也成为经典文献。陈平原教授还原历史现场，从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与大系各卷导言之间的差异与缝隙入手，反观大系的制作与传播，在出版社的策划与运作、新文学家的历史意识与批评眼光、三十年代的舆论与*治环境等多重视野的观照下，解析大系得以成书并很快被经典化的秘密。本文初刊《现代中国》第十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7月),又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年7月），并收入《“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感谢陈平原教授授权发表。
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导读
陈平原
年5月，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王云五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称：“我认为一个出版家能够推进与否，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在他看来，商务70年间，只有30种出版物可归入其中。这30种出版物，包括中小学教科书、《东方杂志》、《辞源》、各科词典、四部丛刊、百科小丛书、各种索引、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丛书集成等[1]。如此自我期许，很是令人钦佩。不过，王先生所标举的好书，主要功在出版，多半做的是学术积累或文化普及工作，仍然算不上是开创时代风气、引领思想潮流的“大书”。
还有另外一种关于报刊出版“创造性”的解读，那是五四新文化主将胡适提出来的。年10月，胡适给高一涵等写信，其中有：“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胡适说这话，主要是给《努力周报》诸君打气，希望能承继《新青年》未竟的事业，“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2]。因此，胡适并没解释为何谈论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杂志时，不提读者面很广的《东方杂志》。我的推测是：可以称得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必须有明确的*治立场，这样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响时代思潮之形成与走向。强调照顾读者趣味（往往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其结果必然是磨平棱角，记录而不是引导社会，因而也就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承担这一选择所与生俱来的风险。这一点，对比《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很容易明白[3]。
既是成功的“出版事业”，又在“思想革新”或“文化创造”方面有所建树，这样的成功先例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并非俯拾皆是。放开视野，不局限于商务一家，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像王云五那样选取三五十种“有创造性”的出版物，我认为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可以入围。
相对于皇皇巨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年10月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只能说是一册“小书”。可这册页的小书，年由上海书店影印重刊，在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说人手一册，起码也是广为传播、阅读与引用。十篇导论，或已成为“运动小史”，或被认作“研究范例”，对于